京油子,卫嘴子”,是人们对京津两城的抽象概括,仔细揣摩,总感觉这两句话十分有趣。北京人能说会道被形容为“侃大山”,而天津人嘴上功夫厉害则被称为“卫嘴子”,由此可见,能说会道是天津人集体性格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质。
如果天津人能像北京人那样四平八稳地说话,那敢情好,只是有一点,当天津还是漕运枢纽的时候,往来帆影,熙熙攘攘,如果一味慢条斯理地说话,只怕黄花菜都凉了。因此,大多数天津人语速快,不择词儿,说起话来,小萝卜就酒——嘎嘣脆。真正在语言方面下水磨功夫的,除了天津卫的文人之外,就数戏曲界的艺人们了,成绩斐然的有张寿臣、刘宝瑞、马三立等相声大师。张寿臣的《贼说话》、刘宝瑞的《连升三级》、马三立的《吃元宵》等“文哏”段子,均能达到“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的艺术境界,只此一项,天津卫被称为“戏曲之乡”,绝对名副其实。天津卫号称“哏儿都”,天津人说话“倍儿哏儿”,是一个想不贴都不行的文化标签儿,试问,说话不哏儿那还算是天津人吗?
老人们常说: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只因好逞强。于是总是规劝年轻人,要做到“话到嘴边留半句”,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孔子“敏于行,讷于言”的观点,可是,真要这样实行起来,天津人的日子就过得太没劲了。
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就是爱说话,会说话,以说话为能事,以说话为乐事,举目四望,在天津卫,有几个是真正的闷葫芦?大多数人是话痨
不说话会死吗?死,倒是不至于,但是,不说话,活着就很难了。俗话说得好,话是拦路虎,由此可见,说话,在人际交往、社会活动乃至于前途命运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天津卫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路通九省舟车”的重要商埠,“北拱京都,南达江淮”,据此要冲之地,如何生存发展,是门学问。
清光绪年间出版的张焘编著的《津门杂记》中有这样两句概括性的总结:“天津无沃壤腴田,民多以贾趋利。”因此,凡津门负贩世家出身的人,都有一张比梨园行名角还叫座儿的嘴。比如,民国时期在距“三不管”不远的东兴街,有一家王宝山药糖店,三间门脸儿,现熬现卖,门前有罩棚,店前三面有长板凳,店前摆大型药糖罐几十个。店铺门脸儿并不十分出奇,令人称奇的是掌柜王宝山的那张嘴,每天一套话,不亚于相声中的“贯口活儿”:“我这药糖,与众不同,有凉的,有甜的,有酸的,有治咳嗽的,有治感冒的,我的药糖,告诉你,就是贵点,我卖你一角赚九分,我卖你一元赚九角,但这是真的,这叫与众不同,我卖的药糖有千千万,我王宝山就一个,在天津市就一个,全国就一个。”王宝山这套话,跟传统相声一样,铺平垫稳,包袱脆响,还具有艺术家特立独行的个性,因此,捧场的人越聚越多。
俗话说人捧人高,听众们众星捧月似的捧着王宝山,药糖店的生意越来越火,蒸蒸日上。天津人爱说:有钱能听《白蛇传》,没钱不听“白话蛋”。一般“白话蛋”,天津人都嫌他“满嘴里跑火车”,可是,王宝山这种“白话蛋”,却令人百听不厌。为嘛呢?因为天津人信奉一个道理——不服高人有罪。王宝山的口才和手艺,都无可挑剔、出类拔萃,因此,才令人信服。
口才好的天津人一大套一大套地说话,说完了,往往说这么一句:这不都是在辙的吗?在辙,很重要。您又问了,又不是唱数来宝,难道还要合辙押韵?非也。
话说得好,要瞻前顾后,还要体谅人情,拙嘴笨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说话没有分寸,所谓的“舌头底下压死人”,这是乱说话的危害
“卫嘴子”强调说话要压碴儿,一句话出来,要给对方来个“烧鸡大窝脖”,让对方闷,意思就是说让对方再无还口的余地。因此,有些人便信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教条,然而,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说话太尖刻,则伤人自尊,这一点,或许是“卫嘴子”的负面影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谁也不(是)说话的把式,这是天津人一句自我谅解的话,说出此话之时,天津人有一种微妙的心理活动——请您多多包涵。聪明机智的天津人深深懂得,说话毕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若是不小心说话伤着了您,天津人就用“谁也不(是)说话的把式”这句话来求得您的谅解。您看,天津人的礼数有多么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