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著名作家,1935年4月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今年已80岁。在与国民党斗争的文人里,上世纪除了鲁迅,1950年之后当属李敖。他以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自居,至今说普通话。他一生快意恩仇、横睨一世,概因他那“绝望中的奋斗和苍凉中的勇猛”。
李敖14岁随家人从大陆去台湾,他的全部家当只有一捆行李和500本书。在《李敖回忆录》里,李敖是这样写的:“……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
这就是李敖用真实的文字,道出了解放前夕真实的旧天津。
当时的旧天津,正处于战争的炮火之下,津城里的有钱人几乎都逃出津门远走他乡,留下的多半是穷苦百姓,还有守城的国民党官兵。这就是李敖说的“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的原因。与其说是“死城”,不如说处在战争困境中的天津百姓,整日为自家的命运担惊受怕,哪里还会笑得出来呢?谁又能发自内心地“笑”呢?
说到天津街道的干净,这也是客观事实。与现在相比,旧天津人口很少,能逃离天津城的人也走得差不多了。更何况,天津还有九国租界,租界的街道比华界更干净一些。我看过一些天津租界的老照片,街道很宽、柏油路上很干净,电线杆很高,电线架得非常规矩。值得赞誉的是,即便处在战争年代,天津的街道也能如此干净整洁,可见那时天津人的素质。
李敖一家乘船离开天津是在1948年冬季,恰是国共两党激战正酣之时,尽管李敖父亲的台湾朋友翁镇,力劝李家尽早去台湾定居,远避战乱之苦,但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却认为国共两党虽打得不可开交,但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隔江(长江)而治”。但这只是李家暂不去台湾的表面原因,而真正让李敖父亲不敢轻易去台湾的原因,则是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这个事件很残酷,使得李鼎彝不敢携家人去台定居,因为台湾一样杀机四伏。于是,带着这种观望之态,李敖全家暂避上海。半年之后,李鼎彝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这才下决心赴台。
1949年5月12日,李敖一家人毅然离开“临时跳板”上海,乘船到了台湾台中,永远离开了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