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环线勤俭路与丁字沽三号路交口处,有一座学校——天津第一轻工业学校。它的后身有一座工厂——天津轻机厂(现为华一有限责任公司)。每当我乘车从这里路过时,我的目光都会情不自禁地投向这片建筑。我曾在这个厂院里居住过五个年头,这里是天津手表事业发展的摇篮。
解放前,手表一直靠进口。刚解放时,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只能进口一些苏联制造的手表,如“胜利”牌、“基洛夫”牌等。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生产手表,这是我国工业生产领域的一块空白。1955年3月26日,《天津工人日报》报道了第一只国产手表研制成功的消息后,陈云副总理指示天津要做出规划。于是,1957年“天津市手表厂筹备处”挂牌了,我是第一批被招募来的高中毕业生。1958年,天津市委把丁字沽的这座院落划归给了手表厂筹备处,让分散在三处的筹备小车间搬迁到这里。院落原是天津市委党校的所在地,正门面对的是一座当时很气派的礼堂,礼堂后面还有大操场,再后面是白酒厂。临门排列的是甲、乙、丙、丁四座三层高的楼房,位于一排排简陋的工人新村平房住宅区的后身,在当时算是一所豪华的建筑院落。从丁字沽5路汽车终点站到那里不通车,要走上一段路。筹备处人员当时不足三百,院里总是空空荡荡的。
“天津市手表厂筹备处”搬到这里后,国家投了不少资,进口了一些制表的专用机床和检测设备。甲楼为手表车间;乙楼有一部分为手表零件机加工车间,其余为工具车间;丙楼为秒表车间;丁楼为宿舍楼。我的家当时住在河东区大直沽附近,离厂太远,我于是驻厂搬进了丁楼。
轻工部的苏联专家代表和几位刚被分配去的天津大学精仪系的大学生也进厂了。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懂得了工艺、工装,懂得了手表的齿轮是摆线型的,懂得了要保证各个传动孔的相互位置不能用过去的老加工办法,除钻孔外,还要用小孔模具粗冲、精冲,成批量的生产一定要保证零件生产的互换性……我从秒表生产车间调了出来,学用进口的自动车床旋制手表零件,后来又被送到天津市计量检定所学习,由车工改行调到检验科,负责起全厂检测仪表、量具的量值准确统一工作。
在这院子里留下的记忆太多了,我们在这里垒起过小高炉大炼钢铁,也在这里遭遇到苏联专家突然撤走后留下的困难。我们咬牙收拾了半截烂摊子,大搞技术革新,攻克了刀具、模具制造的难题,使苏联人帮助改型的“五一表”能成批量生产上市了。那段岁月的我,正是朝气蓬勃、努力奋进的年纪,我报名考上了天津大学夜大机械系,白天工作,下了班骑上自行车到六里台上学,从不知疲倦。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在天大上完了课,取自行车时发现车胎瘪了,将近晚十点,又是寒冷的冬天,去哪里找修车的地方?就算留下自行车也没有公交车,于是我自己愣是推着自行车,从八里台顺着南门外大街、大红桥、河北大街,冒着寒冷刺骨的北风走回丁字沽,到宿舍已将近夜里十二点了。
“大跃进”时期工厂连续扩招,大院里人一下子多了起来。然而,这里毕竟原是一所学校,为了扩大发展的规模,市委又在水上公园南侧选了一块新址,盖年产量能达百万只的新厂。1962年底,我们离开后,这里改成了一轻局工业学校,操场被一轻局轻工机械厂所占,现为华一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的厂牌曾是“天津市五一表厂”,它是制表工人1955年劳动节向党献礼留下的印痕。搬到南开区复康路后,厂名改为“天津手表厂”,天津手表的年产量从几万只上升到五百多万只,由单一品种转向了多品种,并且出口海外。后来,厂子克服了经济转轨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发展成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随后迁往空港加工区,继续高飞,向国际知名品牌迈进。
我虽然早已退休,但厂里仍视我们这些老人为“海鸥人”。庆祝建厂59周年的时候,厂里把我们接到新厂参观。在海鸥手表博物馆的橱窗里,摆着一个和平鸽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有关制表的内容,它见证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拼搏进取精神。这个笔记本是1959年在丁字沽手表厂筹备处期间厂里奖励我的,我把它捐给了博物馆。看到它,我又想起了在丁字沽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