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在清代天津举人杨一昆所著的《天津论》中,开篇即道出了旧时天津的繁盛景象。在《津门杂记》中,张焘更是详细描绘了天津卫的盛景,“各省宦商晋京者,四方人士来游者,接踵而至。”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各地人口往来无数,这些条件促使各地会馆纷纷在天津建立。至清末民初,天津陆续建立起近20家会馆,这其中既有大名鼎鼎的广东会馆、江苏会馆等,也有一些很少被提及,却为当时旅津的外乡人提供诸多便利的会馆和同乡会,它们在天津的城市发展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旧时天津的各个会馆,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这座城市的发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的沈旸博士曾专门研究过天津的会馆,在考察了天津城市与会馆后,她认为天津会馆的性质与坐落在北京的会馆大不相同,“北京各会馆的主要功能是接待赴京赶考的各地生员,而天津会馆偏重于商业性能,因此在分布上体现出对城市交通及商业布局的充分考虑。”早期建立的会馆多集中于三岔河口一带,如闽粤会馆、江西会馆、山西会馆等,均位于天津城以北、南运河以南的城厢地带,这也是天津最繁华的地带。位于海河以北的中州会馆、安徽会馆、云贵会馆等,则建于清末,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天津沿河地带范围的扩大。城内的浙江会馆、江苏会馆、广东会馆等建立也较晚,体现了会馆分布逐渐向城市主体靠拢的过程,可见会馆在城市中的地位是逐渐提高的。
会馆是一群远离故乡的人设立的组织,它一方面联络同乡间的感情,互帮互助;另一方面,会馆的慈善公益、社会文化等活动,也给天津城市的发展留下了很多印迹。
云贵会馆是天津历史上唯一的云南、贵州籍旅津人士的乡谊场所,于1910年开始兴建,曾在1917年的大水中作为赈济灾民的临时安置点,在宇纬路南段曾有一条胡同,名为云贵里,也叫云贵胡同,便是因云贵会馆而命名的
2008年年底,河北区政协文史研究专家王勇则等人在对原天津云贵会馆旧址的调查中,发现了部分残存建筑和1931年云贵同乡捐款建天津云贵会馆的功德碑。这一发现揭开了一段百年前由云贵会馆所见证的天津与云贵两省的往事。
王勇则说,云贵会馆是天津历史上唯一的云南、贵州籍旅津人士的乡谊场所,于1910年开始兴建。会馆由贵州籍、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陈夔龙发起,并由云贵两省旅津同乡募款在津兴建。地点在距离直隶总督衙门和新开河不远的河北区宇纬路、五马路一带,后为依仁里4号。建会馆的目的是为云贵两省同乡往来天津提供居所方便,并解决实际问题。
在天津的城市记忆中,云贵会馆曾在1917年的大水中作为赈济灾民的临时安置点。上世纪20年代,云贵会馆的旧址也曾办过学校。王勇则等人发现的云贵会馆的残迹,在宇纬路与五马路交口附近,建筑格局依稀可见。此外,在宇纬路南段曾有一条胡同,名为云贵里,也叫云贵胡同,便是因云贵会馆而命名的。
事实上,旧时天津有很多因会馆而得名的地方或街道,如河北区老地名中有安徽会馆后街;浙江会馆建成后在会馆西侧建房成巷,巷名为浙江会馆西箭道;江苏会馆位于东门里,后附近形成里巷,遂以江苏会馆为巷名。对此,沈旸博士认为:“街道及其命名都是逐步形成的,只有当这些道路布满或基本布满店铺和住宅时,才需要产生一个统一的名称,而这也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的,会馆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怀庆会馆创建于清同治七年,系怀庆药商张建堂率30多家药行集资修建,为怀庆药商居住、会友、储存药材所用,1895年,霍元甲进入“怀庆会馆”担任掌柜,并收山东好汉刘振声为弟子
对于津门武人霍元甲,大家皆知他忠肝义胆、精忠报国,却不知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曾与一座会馆有着不解之
缘。在《西青区地方志》中,关于霍元甲的生平有这样一段记述:1895年,霍元甲进入“怀庆会馆”担任掌柜,并收山东好汉刘振声为弟子,破了霍家拳传内不传外的规矩。
这段文字背后,是一个关于天津怀庆会馆的往事。据红桥区文史资料记载,天津怀庆会馆创建于清同治七年,位于红桥区曲店街32号,门首悬挂“怀庆会馆”匾额,系怀庆药商张建堂率30多家药行集资修建,为怀庆药商居住、会友、储存药材所用,有房屋40多间,分前后两进院,院内有戏楼。到1943年,这里仍驻有怀庆同乡会,选举产生常务、监察、评议等委员会。
历史学家王兴亚介绍,怀庆古称覃怀,又称河内,位于黄河北岸,是我国率先开发的地区之一。清朝以后,怀庆商人数量大增,他们在人口集中、贸易发达的地方设立店铺,以经营药材、铁货为主。因药材是怀庆商人经营的最主要项目,所以药商始终居于重要地位,药商会馆也成为怀庆会馆的主体。
在电影《霍元甲》中,霍元甲从少年到青年乃至中年都有一个亲密的伙伴,他就是农劲荪。农劲荪就是一位在天津经营药栈的怀庆商人。农劲荪是南方人,青年时曾留学日本,颇有学识,且爱好武术,喜交武林豪杰。其父在天津北门外竹竿巷开设怀庆药栈,专做药材生意。有一次,装药材的货船从海上驶往天津,途中遭遇海盗,农劲荪之父葬身大海。农劲荪接过父亲留下的怀庆药栈,成为怀庆会馆的一员。在遇到霍元甲后,二人成为莫逆之交。有资料记载,怀庆会馆收留霍元甲,是农劲荪特意安排的,他见霍元甲生性刚正不阿、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且有朴素的爱国精神,又身怀绝技,正符合农劲荪网罗人才的标准,故交给霍元甲大掌柜一职,把他牢牢地留住。
各地会馆在天津建立后,为本籍子弟开办学校是其主要活动。比如浙江会馆创办了浙江小学,广东会馆在滨江道设立了广东学校
1930年,山东公学创办。1931年,公学筹委会改为同乡会筹委会,组成人员不变,通过募捐和向银行贷款的方式在大沽路购房建起了同乡会,有商店会员300余家。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的王静介绍,据1935年山东同乡会会员登记簿记载,其会员多来自现在的济南、烟台、威海、德州以及滨州地区,上至政界显要、工商巨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人数最多时达到1951名。其中在津的山东商人通过不断奋斗,不仅在货栈业和棉纱业等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也涌现了一大批诸如宋棐卿、刘锡三等著名民族工商业人士。
王静说,山东旅津同乡会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同乡会主要是通过定期邀请社会名流和会员,举办祭孔大会来宣扬儒家思想,从而达到思想凝聚和社会教化的作用。”
山东旅津同乡会注重发展在天津的社会公益事业,首先是对教育的普及。王静曾记述,在天津,他们以山东公学的名义开辟30间房屋成立小学,用来教育旅津同乡子弟。董事宋棐卿本人还为本厂职工子弟开设奖学金,独立资助优秀学生求学。此外,抗日战争后,在饥累乱难之际,天津的病患与日俱增。据当时全市公私立医院的统计,病榻容量不到2000人,再加上药价飞涨,导致贫困百姓没有能力就医。同乡会的张纪正博士联合医界同乡建议创办山东医院。同乡会决议将会馆内全部楼房充作病房,并再行扩充组织,倡议旅津全体同乡以及各界热心善士慷慨解囊,最终得以创办山东医院,后改名为津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