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站、大经路、直隶总督衙门、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北洋银元局、劝业会场、北洋法政学堂……上世纪初,这些建筑和机构在本为窑洼之地的海河上游以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共同构成了“河北新区”的建成与繁华。如今行走在河北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建筑或其遗址。
据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助理徐燕卿说,如今的河北区,从上世纪初开始开发到1937年天津沦陷前,一直是直隶省和天津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见证着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开天津和全国的风气之先。那么,这股开发热潮究竟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进行的?
袁世凯对河北新区的开发,始于1903年。1903年2月,袁世凯批准了工程总局制定的《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这一章程确定了河北新区的范围:东沿京奉铁路,西至北运河,南起金钟河,北抵新开河
虽然天津北站的建成早于后来那场持续了十余年的大开发,但对于河北新区的开发,很多研究者都将天津北站的建成列入其中。
对于这个车站的建成,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庚子之变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身为朝廷大员的袁世凯,每到一地都应该有自己的排场和仪仗,如车轿接送并鸣炮三响,然而,他每次乘火车到天津,却无法第一时间享受他作为一品大员应该得到的待遇。
老龙头火车站是当时进出天津唯一的火车站,而且这个火车站在俄、意、奥租界的包围中,所以袁世凯乘火车到天津后,行事得按照租界的规定——不能放炮。于是,倍感难堪的袁世凯一怒之下,命令天津道在如今的河北区新建了北站,并将之命名为“天津总站”,与租界内的天津站分庭抗礼。
其实,袁世凯建北站可不完全是为了消解这种难堪,北站其实是作为袁世凯在天津开发“河北新区”的重要工程而修建的,而河北新区的开发,又是“北洋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袁世凯对河北新区的开发,始于庚子之变后,更确切地说是1903年。1903年2月,袁世凯批准了工程总局制定的《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这一章程确定了河北新区的范围:东沿京奉铁路,西至北运河,南起金钟河,北抵新开河。
与曾经繁华的三岔河口一带相比,这片区域当时的情形并不乐观,据《河北区志》记载,那时的河北新区范围内大部分是坑、池塘、荒地甚至坟茔,只零星散落着一些村落。那么,天津如此之大,袁世凯为什么偏偏要开发这一区域?
庚子之变后,袁世凯接手的实际上是一个烂摊子。昔日的总督府已经被改成了都统衙门,老城厢被八国联军严重破坏,估衣街等商业繁华地区的商铺被洗劫一空,“房屋尽成瓦砾”。从交通和地势角度看,老城东南的海河两岸更有利于发展,然而那块区域内的土地已经被各国租界瓜分殆尽。在基础较好的地区都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情况下,袁世凯便把目光转向了海河上游以北地区建设。
大经路即为今天的中山路,其长1.5公里,宽24米,设计的宽度标准超过所有租界最宽的马路,修建时的工艺也很先进,“在近代中国,国人自行使用现代规划理念修建的城市交通干线,大经路当数第一”
新区开发的指导性章程《开发河北新市场章程十三条》规定:从章程公布之日起,新区内的业主必须在一个月内到工程局验契注册,六个月内将坟墓迁净,一年内填平所有水坑,二十个月内必须在新区里建起房屋,建筑标准为每亩不得少于白银一千两。
以这样的标准建新区,自然耗资巨大,资金从何而来?据该章程规定:“除应遵照嗣后工程总局规定章程纳捐外,所有一切地亩分三等征收地租:其现下已建有房屋或填平与马路毗连者为一等;地不近马路者为二等;水坑为三等。”这三等地每年征收的地租分别为七两五钱、五两和二两五钱。
徐燕卿告诉记者,在河北新区的开发中,体现出了现代城市建设的理念,其中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新区内道路的规划和建设。那时的河北新区内只有不规则的道路网。天津北站建成后,又修建了新车站与位于金钢桥头的总督衙门之间的主干线大经路。
大经路即为今天的中山路,其长1.5公里,宽24米,设计的宽度标准超过所有租界最宽的马路,用以证明中国虽遭庚子之祸,但并未失去自信。然后以大经路为轴线,修建了与之平行的经路,分别命名为“二经路”“三经路”;与之垂直的纬路,以《千字文》中的字为顺序,舍弃部分不妥的字,命名为“天纬路”“地纬路”“元纬路”等,从而形成棋格纵横、四通八达的路网。
据资料显示,大经路修建时的工艺也很先进,工人们先把旧土刨松,中间铺上一尺有余的砖石,之后用铁锤把砖石击碎,上面铺上一层砂石,用千斤铁轴压实。道路中间高两边低,两边砌有石头,以便排水。这条路修好后,为了每年修缮和雇佣工人养护,所以收“路捐”,一年能收入银子万余两。“至此,以大经路为轴线的近代城市新区初现端倪,在近代中国,国人自行使用现代规划理念修建的城市交通干线,大经路当数第一。”徐燕卿说。
“北洋新政还催生了一些新的机构,比如直隶交涉署、直隶洋务局、省咨议局、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北洋官报局等,这些机构的办公地点都在大经路沿线。其中,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是清政府司法改革的试点,北洋官报局是清末地方政府新式官报管理机构,这些都在全国开风气之先”
经过两年发展,新区变化巨大,然而这并没能使袁世凯满意。1905年4月,袁世凯又批准并公布了促进新区更快发展的章程《开发河北新市场变通现行新章十三条》,规定新区业主在三年内必须修建房屋,靠近马路的业主必须将房屋翻盖成新瓦房。不仅如此,天津府、县还对马路两侧的小屋、窝棚进行了改造,并且准许富有的住户自行改建,但要在一个月内完工。至于贫困者,政府借给他们钱,并允许分期偿还。
据徐燕卿介绍,当时的一些富户看到新区内的房产建设有利可图,争着向天津县承租土地建房,所以河北新区内很快出现了成片商品房。与新区内深赋文化内涵的道路名称一样,这些商品房也多有一个富含中国传统文化的名字,如纪念名贤伯夷、叔齐的二贤里、取自“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的三益里、取自“君子有三戒”的三戒里等。就这样,沉寂多年的河北新区迎来了一番喧嚣和躁动。据《河北区志》记载,十余年之后,以前的荒地,每亩地的价格已经到万元,而当时的1元钱大概能买100多个烧饼。
在建设新区内道路和建筑的同时,袁世凯还将大经路西端的原海防公所改建为直隶总督衙门,并将藩台公署、臬台公署等所属机构也陆续迁到天津,其办公地点都在大经路沿线。“北洋新政还催生了一些新的机构,比如直隶交涉署、直隶洋务局、省咨议局、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北洋官报局等,这些机构的办公地点都在大经路沿线。其中,天津府高等审判分厅是清政府司法改革的试点,北洋官报局是清末地方政府新式官报管理机构,这些都在全国开风气之先。” 徐燕卿说。
新区设立的初衷是为了发展,工商业的发展是重中之重。河北新区内的早期商业属于传统的集市贸易,随着新区的建设,渐成实业会聚之地,其中,劝业会场影响深远。
劝业会场占地200余亩,开设的初衷是“开学实业”。据徐燕卿介绍,会场内设劝工陈列所、教育制品所等实业机构,当年举办的工商劝业展览会盛况空前,参加展览者达15万人之多,在近代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官僚资本的大量投入,刺激了民族工业发展,在大经路的两侧,百年老字号达仁堂制药厂、恒源纱厂、庆丰面粉公司、协成化学厂等工商企业相继建立。”徐燕卿说。
在河北新区的开发中,不得不提的是对教育的重视。大经路建成后,一批新式学堂陆续出现。“这里有中国第一所全日制普通高等法政专科学校——北洋法政学堂,第一所海洋捕捞学校——直隶水产学堂,第一所音体专门学校——音乐体操传习所,以及最早的官立女子学校之一——北洋女师范学堂(今天津美术学院)等各式学堂十余所,并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学术团体——地学会与最早的地理专业学术期刊《地学杂志》。与此同时,文化设施也陆续修建,如直隶国货陈列馆、直隶图书馆、河北博物院等,报馆、杂志社、民间茶社也不断修建扩充。”徐燕卿说。就这样,河北新区内逐渐形成了较具规模的近现代文化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