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暮春,两个外国人来到杨柳青的年画作坊。让作坊里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是,他们不但会说中国话,还能用行业术语说出年画中的门道。这两个外国人就是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和法国人沙畹。
阿列克谢耶夫在当天的旅行日记中,对杨柳青年画赞叹道:“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年画在当时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俗物,但在阿列克谢耶夫眼中,他竟把这俗与雅找到了联系:“民间艺术发展到其最高形态便同高雅艺术发生联系……民间艺术的低级形态经常可以达到完善的地步,年画就是一个例证。年画的形态、清晰明快的画面、三千年传统的延续、绚丽的色彩及其奇妙的构思让我惊讶不已。”而且,不单停留在画面本身,他还透过年画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人绝对不可能理解画面的内容。事实上,中国年画将一个多姿多彩、活生生的中国展示在世人面前,把中国精神文化、历史、文学、传说所孕育出来的一切精华用大众都能理解的形态表现出来,丰富了人民的生活,将其平日清苦寒微的日子同几千年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法国汉学家沙畹此行的关注点并不在年画上。但受到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他也收集了一批杨柳青年画。虽然,沙畹在年画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但在其192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艺术中吉祥图案的阐述》(又译作《中国美术中祈愿之表现》)中,他把年画作为支撑论点的重要资料。书后还附有《庆乐升平》和《连生贵子》两幅杨柳青年画。
作为沙畹的晚辈,那世宝颇为推崇他在书中对于中国民间艺术中吉祥图案象征主义的精彩表达。因此,在1926年出版的《民间之图像》的前言中,那世宝援引沙畹的论述:“(中国人所说的)福是什么?它不是具体事物,它是根植于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的精神充满了对生命的爱。生命是对自己存在的理由,生命本身就是对自己的解释……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对于生命的价值有那么强烈的情感。”由此不难发现,那世宝似乎希望通过年画,探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民间之图像》收录的每一幅年画的注释中,那世宝不是单纯的就画论画,更将画面中的人物故事、历史渊源、百姓风俗、民众信仰贯穿其中,立体地勾勒出上世纪20年代民间生活的图景。应该说,年画为法国人那世宝感知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而那世宝的这本书也为我们重新认识年画提供了一扇窗。图为《民间之图像》中的年画《聚宝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