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生猪产业政策的调整，标志着我国生猪产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文件将政策重点从“优化产能调控机制”转向“做好监测和调控，促进平稳发展”，这一转变背后意味着什么？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虽稳定在绿色区间，但行业利润偏低，如何在调控中平衡供需与养殖主体盈利？此外，规模化养殖占比提升与散户成本优势并存，区域产能调整与疫病防控挑战凸显，消费结构变化对产业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近日，记者带着一系列疑问采访了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力。

记者：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将生猪政策从“优化产能调控机制”调整为“做好监测和调控，促进平稳发展”。这一变化是基于哪些实践经验或市场反馈？新政策如何更科学地应对猪周期波动？

王祖力：生猪产业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做好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其核心在于稳定生猪产能。产能稳了，供应就能稳，行情就能稳。2021年9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第一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方案实施以来，生猪产能调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能繁母猪存栏量保持在较高水平，生猪产能总体充裕，猪肉市场供应充足，较好地满足了全国居民猪肉消费需求。

然而，随着生猪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和猪肉消费趋于稳定，原有的调控方案所设定的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和波动范围，以及相关产能调控措施，已不能很好适应新形势下的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尤其是在行业经历了2023年的持续亏损后，亟需对原有方案中的部分调控目标、调控措施进行修订完善，以便更好地满足生猪稳产保供工作需要，稳固基础生产能力，有效防止生猪产能大幅波动。

在此背景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适时、精准地提出要“优化生猪产能调控机制”。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农业农村部对《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暂行）》进行了修订，并于2024年3月印发了《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2024年修订）》。修订后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水平从4100万头调减到3900万头，并将绿色区间下限从原来的95%调整到92%，并同步对其他调控措施进行了优化调整。

从过去这一年生猪产业运行情况来看，新修订的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定位精准、措施得当，效果明显，非常符合产业发展实际，不仅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也得到了行业的普遍认可。至少从目前来看，2024年修订版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仍然可以满足2025年生猪行业发展需求，只要按该方案要求来对产能进行调控，就可以确保产业的稳定发展，短期内不需要再次对方案进行修订。因此，2025年一号文件把重点放在了“做好生猪产能监测和调控”上。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落实好2024年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通过实时监测生猪产能变化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引导行业平稳健康发展。

记者：您提到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稳定在绿色区间（3900万头的92%-105%），但行业利润可能处于偏低水平。在产能调控政策实施后，如何平衡市场供需与养殖主体的盈利空间？是否需进一步细化调控工具？

王祖力：农业农村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行业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能繁母猪月度平均存栏量为4041万头，最低点出现在2024年4月，为3986万头；最高点是2024年11月，为4080万头；2025年1月份的最新数据，是4062万头。可以看出，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总体在4000万头左右，始终高于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基准水平。从市场行情来看，2025年春节之后，全国生猪平均价格总体延续了震荡下跌的走势，当前价格总体在盈亏平衡点附近，行业利润水平不理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当前正是春节后的猪肉消费淡季，需求对猪价支撑力较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去年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始终高于39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基准水平，虽然没有超出产能调控实施方案所设定的4095万头（3900万的105%）绿色合理区间的上限，但已经比较接近了。

针对产能趋于合理区域上限和今年春节后猪价可能出现季节性下跌的问题，农业农村部从2024年9月初即开始针对性预警，后期更是密集发布预警信息，提示养殖场户2025年春节后的消费淡季猪价可能面临下行风险，引导养殖场户在春节前顺时顺势出栏生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节后生猪市场供应压力。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部门相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下一步将继续引导养殖场（户）在价格下行期顺势出栏肥猪，避免盲目压栏加大后市供应压力；对产能增加较多的头部企业开展窗口指导，引导适当降低出栏均重、加大低产母猪和弱仔猪淘汰力度，防止逆市场行情扩张产能；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猪肉储备调节机制，在春节后猪价下行期“多收少放”，下半年价格回升时“少收多放”，减小猪价波动幅度。

记者：数据显示，规模化养殖占比已接近70%，但您提到散户成本优势依然存在。未来政策将如何引导规模养殖场与散户协同发展？如何避免行业垄断风险？

王祖力：近些年，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发展水平快速提升。规模化发展是提升生猪产业素质，增强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生猪养殖行业对于我国1700万左右的小散养殖户意义重大，是很多农村居民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因此，发展生猪产业，必须要兼顾规模养殖场与小散养殖户的协同发展。

一是要完善我国生猪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良种供给、饲料营养、疫病防控、养殖技术、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以及产品销售等方面，为小散养殖户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支撑；二是要大力发展合作养殖模式，鼓励龙头企业通过“公司+农户”等方式带动小散户共同发展，或者通过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或产业联合体等方式，通过股份合作、订单生产等方式，促进新质生产力在小散养殖户中的应用，为小散养殖户注入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和科技支撑。三是要完善金融保险与政策支撑，大力推进活体抵押贷款，丰富价格保险等工具，优化贷款审批流程，缓解养殖户资金压力;建立市场风险预警机制，规范大型企业盲目扩产行为，避免行业出现垄断风险，通过产能调控稳定价格，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记者：近年“北猪南养”趋势明显，这对疫病防控和成本控制提出了哪些新挑战？政策层面如何支持区域间产能的适应性调整？

王祖力：动物疫病始终是困扰我国生猪产业稳定发展的突出问题。北方地区由于气候相对寒冷，尤其是冬季的低温严寒天气非常不利于疫病的防控。2018年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之后，部分养殖企业为应对疫情的冲击，逐步开始收缩北方的产能，并加大在南方的布局力度，我国生猪产业在布局上出现了“北猪南养”的趋势。“北猪南养”降低了行业疫病发生风险，但同时也带来了行业养殖成本的上升和南方地区疫病防控、环境保护的压力。北方地区是我国主要饲料原料玉米、大豆和小麦的主产区，“北猪南养”迫使饲料加工企业更多地从北方地区采购饲料原料并运往南方，长途运输增加了饲料成本，进而导致生猪养殖成本的增加。同时，南方地区生猪养殖密度越来越大，一方面使得南方地区疫病防控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生猪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压力越来越大。政策层面，国家明确要求各个地区包括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都要确保一定的猪肉自给率，不能放弃生猪产业的发展；对于一些自给率相对不足的主销区，可以考虑在主产区建立保供基地，但是要探索建立销区补偿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

记者：猪肉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持续下降，而禽肉替代趋势显著。这一变化是否会影响未来生猪产能规划？政策如何应对消费端对产业的长期影响？

王祖力：一方面，多年以来猪肉替代产品尤其是禽肉因价格优势、渠道优势等，对猪肉的替代作用逐渐增强；另一方面，老龄化、少子化、自动化和肉类消费的多元化，也对猪肉消费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人口数据，近些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逐年增多，从2014年的1.39亿人增长到2024年的2.20亿人，十年间增加了0.81亿人。此外，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在持续上升，从2014年的10.1%上升到2024年的15.6%，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的老龄化人口数量正在不断攀升，短期内势头似乎不可逆。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削弱猪肉消费量。2022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59-1961年自然灾害外）首次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人口总量进入下降通道，必将影响猪肉消费能力。另外，猪肉消费主力群体逐渐转向90后、00后等，年轻消费群体对猪肉的消费偏好逐渐转向快餐和外卖使用更多的禽肉等产品，亦进一步削弱猪肉的刚性需求和季节性效应。

所有的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我国未来生猪产业发展规划。从政策上来看，首先要准确研判猪肉市场供需关系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其次要提前作好政策储备，以应对未来供需关系的变化。一方面是生猪养殖效率在提升，另一方面是猪肉消费在肉类消费中的占比在下降，因此生猪产能调控机制需要随着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不断优化完善，重点是引导全国生猪产能随着猪肉消费的变化而作出适应性调整，确保猪肉市场供需更加适配。

记者：您曾预测生猪产能将窄幅波动，但当前能繁母猪存栏量略高于基准线（4062万头）。结合消费淡季和进口冻肉减少等因素，如何预判下半年猪价走势？

王祖力：综合判断，2025全年猪价将低于2024年，但也不至于过度下跌。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5月份以来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总体呈增加趋势，且生猪疫情较为平稳，仔猪成活率高，行业生产效率也在持续提升，共同决定了2025年春节之后生猪市场供应量将持续增加。在不考虑消费需求季节性变动的情况下，全年猪价重心将有所下移。

从节奏上来看，还要考虑猪肉消费的季节性波动。春节后是猪肉消费淡季，需求端对猪价支撑力较弱，猪价下跌幅度一般较大，当前比春节前后的高点已经下跌超过10%，价格在成本线附近徘徊。接下来的一两个月，生猪出栏将逐步恢复增加至正常水平，而消费难有明显好转，预计猪价仍将呈偏弱态势，不排除会出现阶段性亏损行情。下半年，随着消费需求逐步好转，预计猪价仍会有季节性上涨，但因产能总体充足，供需将同步增长，预计猪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

记者：一号文件强调强化动物疫病防控（如非洲猪瘟、蓝耳病）。在规模化养殖比例提升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政策和技术手段降低疫病对产能的冲击？

王祖力：回顾历史，过去几轮“猪周期”的大幅波动，或多或少都有动物疫病冲击的影响。随着规模化养殖水平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在经历了非洲猪瘟疫情的洗礼之后，行业疫病防控能力明显增强，但疫病防控的风险仍然不小。在政策上，要强化生猪疫情防控体系建设，落实疫病监测、免疫预防、应急处置和区域化管理等常态化防控措施，抓好“春防”和“秋防”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的底线。在技术上，一是要严格封闭化管理，二是要强化卫生消毒，三是要科学饲养增强免疫，四是要做好病死生猪的无害化处理，五是要做好疫情监测与处置。

记者：文件首次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包括智慧农业和人工智能应用。生猪产业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政策是否会在数字化监测或智能养殖领域提供专项支持？

王祖力：生猪产业新质生产力，突出表现在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等方面。从技术创新来看，重点是‌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监测猪舍温湿度、空气质量及生猪生理指标（如体温、活动量），结合AI算法预判疾病风险，优化环境调控；引入自动喂食机、饮水系统及智能化分栏设备，减少人工干预，提升饲喂精准度与效率，降低饲料浪费。从模式创新来看，一方面是农牧结合、绿色循环发展模式，大力推广“猪—沼—果”“猪—沼—菜”模式，将粪污发酵转化为沼气或有机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环境污染，推动生猪产业向低能耗、低排放方向转型；另一方面是多方合作、产业协同发展模式，龙头企业带动小散户以“公司+农户”等方式共同发展，科研机构与养殖企业联合开发新型饲料、疫苗技术，加速成果转化，头部企业通过整合育种、养殖、加工环节，形成全产业链闭环，降低中间成本并提升品种竞争力。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为生猪产业技术迭代、产业链升级提供了政策支持。我们相信‌，未来生猪产业政策导向将加速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推动行业通过智能化、绿色化、协同化的方式，从传统低效模式向高科技、高质量方向跨越。这一过程中，企业实践与政策支持的双向驱动将成为关键。

作者简介：王祖力，博士，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养猪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科院硕士生导师。现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畜牧业经济与食物政策。